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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古周原回望我周朝江山

华裔网作者:杜录林

在黄河流域为主的三皇五帝时代渐渐走过了其尧天舜日,经历了太多的平安和漫长的小国寡民生活,伴随鲧禹父子一同到来的是大洪水时代的的光临东方,此时自然以其不可知的神秘恐怖引出了中国历史夏的开国者禹。洪荒时代在中国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事,鲧禹治水不是神话,在西北即可找到直接证据,半坡鱼就是最好的文物佐证,关中平原在大水来临时其低洼地带很有可能就是一片水汪泽国,我们在北方的上古时代文物残存一般高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地域很高就是很有力的证明。

此外上古神附人身人神合一的巫文化为主宰也更能说明在东方出现过自然对人类的震恐与威慑。禹凿龙门铸九鼎划九州之后,被人们以治水有功于天下推为诸侯的盟主,此即民众歌九功之德。禹掌权之吸取了其父被斩首的残酷现实,一但大权在握从不松手,将王位直接传给其子启,开始了从夏到宣统皇帝之间几千年的世袭传位。禹背离了自尧舜时开创的贤能授官的政治格局,违背了尧舜时一民之寒我之所寒,一民之罪我陷之罪,恤下敬民以民为本的民主作风,开了中国家天下的恶头。这种家天下的独裁制就目前朝鲜台湾的政治现状来说,在东方这种恶劣的制度看来并未完全绝迹。

禹铸好的九鼎放在夏都作为镇国之宝器,就家天下开头来说夏从建立到灭亡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最终在夏桀王时期人民以与日俱丧对夏朝作了总结。在黄河下游的商丘一带的商汤革了夏王朝的命将禹鼎搬到了商都此即禹鼎归商。商的起根发苗商颂中有载。

商时周族尚未形成规模,只是由周祖后稷分出去的公刘一支旅居咸阳的北山区,后在大王公亶父时代为避北方猃狁而迁居岐下周原,王季历时代已具立国规模,形成与商王朝抗衡之势。商周在最后的竟争之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商纣无道天下人神所共愤。殷纣王走了夏桀的老路,在文王居丰武王居镐时,周已完全具备打击商纣王的实力。禹鼎又被周武王以正义,文化,秩序搬到了当时的丰镐如今的西安。历史迎来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违大朝代-------周,一个上承夏商下启秦汉值得历史铭记的朝代。

进入周朝之后,中华文明进入自觉期。这是周朝所独有的历史印记,也是周不同于夏商两代的区别。特别是周诗周礼周乐周易是做为中华文明进入文化自觉期的四个代表,甚至周的一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进入周朝大的社会人伦规律定下来之后,一切政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司马迁将周的最上源定为皇帝之子玄嚣,又称生活在关中平原教稼台下的后稷为周祖,即周人的共同祖先。由此再上朔的话不难看出周的最上源应为炎帝族属,而非黄帝族属。因为由炎帝族属自西向东沿渭水东进至有邰比较合乎当时的交通现状,所以说周的族源应为炎帝。其次周以火德立国,而姜炎部族的图腾就是两团火也是一个回证。周族的发展路线应为炎帝部族向东发展到如今关中大平原的起始处川口,在如今扶风,武功,周至一带形成后稷部落的人丁兴旺,产生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之后,由公刘率周族的一部分移向豳地也就是现在咸阳的北山区,产生周族的雏形。后由于猃狁的入侵又重回炎帝部族的发祥地西秦岐下之地。

诗经中【公刘】一篇对此有祥述,但公刘前的笃无任何修饰作用,其上从竹言公刘的族源很深上可追至后稷与炎帝,公刘就象竹笋一样发自炎帝。下面的马表明了公刘所处农牧结合带的地理位置。从后稷到公刘再到大王公亶父时期是周族由关中的武功豳到岐下的产生发展时期。移居周原瞴瞴是周的正式酝酿建国期,对于北方猃狁可依托岐山为天然屏障,沿续的仍是姜炎部落世代为农官的勤耕细做,在黄土中抵御着北方的狄人和西方的戎人,同时密切的注视着东方中原商王朝的动静。在大王公亶父时期出现了社会相对稳定局面,王季历时出现王位的选人引发泰伯纹身断发奔吴事件。

在以周原为中心向西由文王时远征西戎并大获全胜,向东逐渐与商王朝走向政治抗衡,向南联合楚人蜀人作为反商的政治联盟,向北收复了公刘时经营的皇涧流域,即如今的泾河上游一带,国名也因旅居周原而得名,其营邑的位置大体在今天的岐山到扶风之间。

此时中原的商王朝在公亶父时期就开始走下坡路,到帝辛即纣王时更是走向了灭亡的深渊。看到周在王季历时以与商成角力之势,商纣王将周文王扣押羑里【今河南焦作】,文王被拘禁后演了周易,后送去美女宝器献于商王方才脱身。回西岐后准备除掉纣王安插在今天豫西山地一带的崇国。周文王准备做革商纣王命的理论工作,并开始联合天下的反商联盟。革命与党人开始在以丰镐为中心的地带作革命的理论与武装工作。这个党的骨干力量起初是文武周公太公毕公召公闳夭散宜生等人,也即周武王的三千大党。以周易为理论指导,迅速的在全国诸侯中进行渗透,前期革命的工作以理论为主。

但革商纣命的最终问题不能停留在理论上,革命的最终问题仍是军事问题与政权问题。虽然文王以其归来乎大声疾呼四招国仕,但却没找到那么合适的领兵之人。最终还是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人早就不远万里从东海一路远行至渭水之滨,来周之清溪垂钓还带来了他的兵法和治国韬略。这就是文王访贤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

对于姜太公来说现在人既是陌生的,因为时间相去甚远,也是熟悉的,因为周对商实施革命性的打击离不开周武王与他的师尚父,姜太公钓鱼渭河岸也是家喻户晓的事。如果结合后来的武王问政于太公就会对太公有一个明确的印象。他对武王指出的治国之本在于治吏的论断,与毛主席的问题就出在党内论断是一致的,太公在武王时代就提出了吏的十大罪,十罪即为如下,罪一吏苟刻,罪二吏不公,罪三吏贪污,罪四吏以威力迫胁于民,罪五吏与史合奸,罪六吏货贿,罪七吏坐盗,罪八吏贱买贵卖于民,罪九吏增易于民,罪十吏振掘于民。

其中罪之有三则国乱,十罪并生而国亡。太公为武王解决了朝廊无人领兵的首要问题。因为在中国要革命没有军队只是纸上谈兵的空谈,也只是一阵风似的来得快走的快。前期文王与周公在革命工作中以理论为主,文王忍受食子的精神打击发挥其智力演好了周易,易者,变也,即中国需要一场大的政治变革。周公制礼作乐准备打烂旧政权后为成立新政权作下一步的准备。此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具体表现

中华大地上的八百诸侯都和周武王的三千大党力量已集中到西秦之地的姬姓一族,在这里即将翻开中华文明划时代的革命新篇章。王季历之后西岐建邑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就象中共在延安建邑一样,那里已不适应全国性反商灭纣斗争的需要。

发布日期:2015-8-6 8: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