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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的线条考古实际是绘图的具体运用

华裔网作者:方向明

考古朋友们经常会问,不是有计算机了吗?传统考古绘图那么繁琐那么累还那么难画,为什么还需要呢?手绘图怎么做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呢?手绘图有什么技巧吗?可能的条件下,自己亲自手绘,会给你带来什么享受呢?1989年进入考古所之后,本人一直保持自己动手绘图的习惯,小文《线条中的考古——传统考古绘图漫谈》就是学习交流提高中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本文也将提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十辑。作为记录,考古线绘是古代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考古绘图本身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和体现。

考古绘图是田野考古发掘和整理的必要内容,是以线条的形式对考古遗迹和遗物进行科学记录和表述,是通过研究进行的测绘和记录。考古绘图采取正投影的线绘,要求科学和美术并重,在学科要求的规范下绘图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考古学基础和美术基本知识。1984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明确提到考古绘图“是遗址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绘图资料要求准确无误,图面清晰、干净,一式二份”,还建议了各类遗迹图的比例。新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对绘图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有关修订〈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的说明》和《田野考古规程学术稿件》的相关条目中对绘图又做了详尽的说明,强调绘图中需要注意遗迹和遗物的构造,要求强调测点,并建议大比例的测绘。

传统考古绘图(本文也称“线绘”)是一门以线条为体现的手工活,对绘图对象在进行细致的观察后再定点测绘,需要有极大的观察力和非凡的耐心。随着数码影像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绘图的手段日新月异,精确度大大提高,原先仅靠三角尺、平板仪等普通工具作业的图纸,似乎显得落后了。在细节上,高像素影像还提供了我们之前难以观察到的对象的新的一面。那么传统的考古绘图还需要吗?计算机制图技术会取代传统手绘制图吗?传统考古绘图在规范下,有那些可以参考的技艺呢?

一  传统考古绘图不会消失

考古学是根据古人留下的遗迹、遗物等物质遗存研究古代社会的学科,田野作业是考古学的基础,文字、绘图和照相三位一体则是考古学的基本记录和资料。相对归属于遗产类的不可移动遗迹和可移动遗物,考古资料也是文化遗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为记录,它们流传的可能还更为长久,按照张忠培先生的说法,考古资料和考古报告就是“国家档案”[1]。所以,从这一层面上看,这些记录不仅是考古学的基本内容,也不仅是具体的记录说明,是“物质文化遗产”。“三位一体”考古资料中,绘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方寸之地科学地表现器物和遗迹的基本特征和结构,需要有责任心地工作。文字记录虽然便捷、符号化,但属于抽象思维,更为形象的是图像,从文字起源开始图像一直伴随人类发展的历史,直至今天所谓的“读图时代”、“有图有真相”。照相和绘图都是对客观对象的一种有意的记录,照相侧重视觉上的立体感,而绘图则利用正投影原理来表述遗物、遗迹的外形和构造。这也是照相技术出现后,直至数码影像的进步,线绘图一直存在的原因所在。

数字影像和计算机制图技术有着高效率、高精确度和数字化的巨大优势,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就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讨论和尝试[2]。尤其是三维测绘技术的发展,不但可以实现复杂结构遗物的全方位展现,而且对于大体量复杂结构的遗物和遗迹,实现了科学和快捷。如:多年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开始对藏品进行数位(数字)化技术。新近,三维测绘技术在石窟寺、造像上的应用尤为突出,神木石峁城墙的计算机三维测绘,其精确度和美观度是传统测绘手段难以做到的。

但是,数字影像技术会完全取代线绘吗?诚如袁靖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与技术》成果所提到的两段话:“照相机的高度自动化和数字化,只是使照相机的操作变得简单、使曝光的成功率大幅度提高而已,而更多的问题是高度自动化的照相机不能解决的,这要靠操作照相机的人来完成”,“ 考古绘图不仅要求绘图者有一定的考古学知识、美术基础和制图学理论方法,而且要求绘图者有较高的分析力和观察力,在对遗迹、遗物进行清绘之前,必须对它的文化性质有明确认识,并对表现手法进行认真推敲,这样,才能选择最理想的角度或位置进行绘图,抓住主要特点,刻画出遗迹、遗物真实的图形。考古绘图不仅要求绘制的遗迹、遗物图是科学、准确的,而且应该是标准、规范的”[3]。真因为如此,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对传统考古绘图做了详细的要求和细致的说明,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考古领队培训班时公布的《田野考古规程学术稿件》中,对各类遗迹测绘图纸进行了要求,新要求如平面图需要至少两个测点的二维数据,要有高程值,还强调“清理过程中对发掘对象的判断如有变化,应重新绘图,但原图亦应保留”,“测点即控制点是图纸上最原始的数据,不能更改,它们之间连线时应保留测点,限制对图纸的过度修饰”。学术稿件中,对“摄影测绘”和“全息三维激光扫描测绘”也提出了规范要求。器物测绘,则“尽量使用1/1比例。绘图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器物的观察过程,各类观察结果应直接描绘、记录在图纸上。实测图采用90度正视投影方法绘制,左侧应保留剖面表现器壁和内部结构。器壁剖面不应填实,可将观察到的器物制作痕迹表现在剖面内”。这些绘图要求都是计算机影像技术不能完全达到的。

除了传统的考古绘图,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拓片,绘图通过线条来表述,拓片则通过黑白两种对立的颜色来体现器物在平面上的外廓和层次(全形拓是一种特别的技艺),适合不同层次面块的表达,是线绘的重要补充。

传统考古绘图有基本的教材[4],2012年国家文物局还公布了《田野考古制图》的行业标准,可以作为参考。笔者自1989年进所以来,一直未放弃考古绘图工作,已刊发和待刊发的简报和报告有:萧山跨湖桥、桐乡普安桥、临安康陵、湖州毘山、杭州老虎洞官窑、海宁小兜里以及良渚遗址群的瑶山、庙前、反山等。本文主要就器物线图的心得和体会与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野外遗迹测绘也是正投影图,性质与此接近[5]。

二  绘图工具

考古绘图是“仪器测量与手工绘图的方式相结合的测绘记录方式”(《田野考古规程学术稿件》),工具最重要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角尺、直尺、卡尺、铅笔、绘图笔、橡皮、胶带纸、硫酸纸、米格纸、宣纸等是线绘的基本工具,考虑到一些器物质地上的特殊性,游标卡尺可以选择塑料材质,以免文物在绘图中受到意外的损伤。考虑到方便使用,建议用纸质的胶带纸。底图如果需要进行特别的标识,可以准备彩色铅笔,推荐德国LYRA艺雅笔芯红蓝双色彩色铅笔和日本三菱彩色铅笔。绘图铅笔建议活动铅笔,使用方便,笔芯根据遗物对象和自己的习惯选择2B或其它规格(如H类)。特别工具有模板、蜡墨、宣纸、“mako”等。根据遗物对象的不同,还可以对三角尺进行锯割,便于丈量器物的深度以及特殊部位的测量。正投影固定三角尺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用胶带纸将两把三角板直角黏贴即可。三角尺一定要买正规厂家的产品。

测量器壁厚度的内卡国内难以买到,建议在室内整理的器物修复中,上石膏时留有一定的剖面,便于测量厚度,也可以观察器物剖面反映的结构和色泽。

上墨的绘图笔有美工笔和针管笔两类,美工笔根据需要可以自己制作,针管笔建议购买德国产“Rotring”(红环),套装规格有0.2、0.4、0.6毫米和0.1、0.3、0.5毫米,墨水容易干,针管不易堵。针管笔通过不同的粗细规格、上墨时线条的断续、起笔和收笔时的技法,熟练后与美工笔的效果不相上下。

“mako”(真弧)是日本考古学者用于绘图的专门工具,在确定测点的情况下,对于器物弧度的把握,非常精确快捷,如:对于石器剖面的测绘,以及部分硬胎质器物外廓的正投影测绘,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好工具(图01  日本考古测绘工具竹制真弧的使用)[6]。这类工具价格不菲,我们不妨可以自行制作(不商业流通和买卖),笔者在老虎洞官窑瓷器线绘时,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朋友就依此做了一把大尺度的“mako”(真弧),使用时非常得心应手。同事马竹山也据此做了一件。

 

三  正投影绘图的基本要求

原始线图要求遗物1/1的比例,虽然浪费了笔墨和纸张,还使得扫描输入的工作量加大,但是便于对器物的细致观察。如果是鼎足、石器等平面型遗物,原大也就可以直接把器物搁在米格纸上,用不着费力不讨好地再去缩小。如果绘图由绘图工人承担,原大图外形逼真,无法偷工减料。原大图上墨缩小后,线条也会变得流畅。这些都是绘制1/1比例的优点。

正式考古报告中,器物大小由器物本身的特征以及报告刊本大小所决定,在这样的一方寸之地上,线绘需要体现器物的哪些主要特征呢?

1.器物的基本形制和大小,也就是正面;

2.器物的结构和制作过程,也就是剖面;

3.器物的美,也就是通过线条来呈现的美。

这也是考古绘图所必须追求的目标,如同严文明先生所说:“做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7]。

直角坐标正投影的点测,Y和Y´轴(马鸿藻2008,页47)确认后,直接在米格纸上就关键测点进行测绘,实际上是两个坐标(Y和Y´轴)和一种中心轴,1/1比例在这里又体现了快捷的优势(图02  直角坐标正投影的点测)。一些器物形制特别规整的,以前也有采用“轴对称法”,利用比例规进行线绘,这类方法不精确,建议舍弃。陶器碎片,如不能圆周的口沿片,左右两侧的外廓可以用硫酸纸反描。

 

关键测点就是体现器物外廓的关键点。陶器的外形转折、最外凸和最内凹、纹样的开始和结束,这些测点在原始底图上都需要保留。石器还有疤痕、打击点等[8]。中日合作良渚文化石器工艺研究课题中,我们对器物的破裂痕也进行了精确的测绘,一是考虑到器物本身的特征,二在模样差不多一致的情况下,很容易根据线图按图索骥。

绘图时器物的摆放要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器物特征为原则,线绘时要严格符合正投影原理,笔者在《毘山》报告中对鼎采用了四种画法(图03  《毘山》鼎的几种画法)[9]。除非鼎足方正或圆整,不建议器物剖面直接剖至鼎足部位[10]。

 

剖面是器物结构的表达,以前一般打斜线或涂黑表示,仅是一个厚度而已,白白浪费了这一空间。我们可以把一些关系到器物结构的制作痕迹在剖面上进行表述,必要时还可以辅助箭头(图04  《毘山》鸭形壶线图的范例)。这样,暂时不阅读文字,也基本能看懂器物的大致内容。

 

有意填埋的老虎洞官窑瓷器属于当时烧造过程中的废次品,器形多歪斜不整,一些还粘附着烧造时的垫饼,在协助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绘图时,与主持人唐俊杰先生定下器物线图的基本原则——照原样正投影测绘。我还建议:在可以观察到的标本上,胎釉可以在剖面上分开表示,如瓶的宽沿胎实际上内凹,施釉后齐平(图05  老虎洞官窑瓷器线图)。后来还在一些瓶上测绘了砸击点和疤痕,丰富了线图的内容,与早先简报上的完全不同了[11]。

 

器物外形的弧度自然是弧线,上下外廓等线条应该徒手绘制,敖汉旗邵国田先生回忆苏秉琦先生巡视大甸子整理时有段话,“画陶器不应该用尺子画,要用手画,古代人制陶器时也不是用尺子做出来的,怎么可以用尺来画呢?”[12]。笔者早先的线图,上下轮廓线条也是用直尺完成,显得非常生硬,萧山跨湖桥简报即如此。后来替王海明先生绘制嵊州小黄山陶器时,就改正了(图06  萧山跨湖桥陶器和嵊州小黄山陶器线图的比较)[13]。建议除了中轴线之外,线绘时摒弃尺子。

 

四  摹本和小件器物的线绘

一些纹样的摹本和线图,为了尽可能的精确,需要借助照片、扫描和拓片,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处理,也可以硫酸纸清绘。《反山》报告中那些微雕图像的线图,有些是用硫酸纸直接在高精度照片上临摹,如M12:98琮的神人兽面像;还有一些是在拓本复印件上临摹,如反山M14:135三叉形器的兽面像(图07  反山M14:135三叉形器图像的拓本和摹本)[14]。临摹时都需要就着实物,否者纹样和线条繁缛之后容易画错。

 

线绘摹本是图像研究中照片和拓本的必要补充。纹样和符号的线图、摹本是否精确,直接关系到研究是否深入,研究是否会走歪路。如余杭南湖C3-658图画罐的摹本,首次公布的线图在对照实物和照片后发现有多处不确(图08  余杭南湖C3-658图画罐的两种摹本)[15]。新近,良渚博物院的良渚文化刻划符号课题对此又进行了详细记录,发现之前的摹本还需要修订。

 

江苏澄湖74WCH采231罐也是同样的情况,林巳奈夫先生隔着玻璃柜子的摹本与当时的简报线图有着很大的差异(图09  澄湖图画罐的简报线图和林巳奈夫的摹本)。去年,笔者帮助良渚博物院刻划符号课题做摹本,发现林巳奈夫先生好不容易做的线图也还需要修订[16]。这些都是做纹样和图画摹本线图时需要注意的。

 

平面形态的玉石器线图,也需要关键测点,在连线测点时,要熟练把握线条的走向,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木杆铅笔,绝不能在器物外缘面留下铅笔的痕迹。

小件玉石器的线图,必要时可以附着放大示意图,《毘山》报告中对于小件玉器的切割、钻孔等特征,就利用了放大示意图。编辑黄曲女士曾建议上墨时可以把底图放大一倍,这样缩小后小件器物的线图更为流畅,不失为一项选择。

玉石器的外廓和细部,在不损害文物的前提下,还可以利用蜡墨,再复制到米格纸或硫酸纸上,临安康陵的玉器线图就是利用蜡墨拓本临摹而成[17]。

利用照片对复杂器物进行线绘,需要注意一定要用定焦镜头。湖州杨家埠唐墓出土的银香薰线图,笔者就着变焦镜头拍摄后的照片临摹,器物变形就太大了(图10  线图变形了的湖州杨家埠唐银香薰)。

 

余杭博物馆“物华天宝”展览的两晋时候灯盏线图,利用定焦镜头拍摄,笔者临摹时再对线条进行适当调整,误差就很小。利用照片进行线绘临摹,拍摄时一定要放置尺子(图11  余杭博物馆“物华天宝”展览两晋灯盏的定焦照片和临摹线图)[18]。当然,随着“完全正交摄影”技术的成熟和普及,这一方法今后肯定会更加便捷。

 

五  线条的粗细、实虚和密疏

器物和遗迹的线绘,都是线条的运用,粗和细、实和断虚、密和疏,还有起笔和收笔是线条的魅力所在。考古报告中,一般器物大约缩小1/3左右,如果自己不自信,可以先在复印机上缩小一定比例后查看效果。上墨的线图,外廓和剖面可以选择0.6毫米,中轴线次之,选择0.4毫米,器物其他部位的线条再次之。器物残件线绘的线条粗细也遵循从外轮廓到内部线条递减的原则。如海宁小兜里崧泽文化时期的鼎足,原大外廓线用0.6毫米,纹样分别用0.4和0.2毫米,并断续表示,以增加立体感(图12  海宁小兜里崧泽文化鼎足的实物照片和线图)。

 

线条的粗细、实虚、密疏可以有效地表达器物的层次感,使得正投影的平面图具有立体的效果,客观上也增加了线图的美感。除此,还有打点的点线图,只是这类线图的绘制非常繁琐,手工的工作量很大,一般的绘图者无法承受。

六  结语

考古绘图是一项与耐心比赛的工作,敏锐的观察力需要整理者和绘图者具备对于器物深刻领会的功底,精确和充分的测绘需要极大的耐心,这也是一项对于文物遗产敬畏和对科学一丝不苟要求的耐心。

耐心以熟练的工作为基础,熟能生巧同样适合于考古绘图,没有一项工作可以非常轻松地掌握。对于考古绘图的初学者,深刻领会规范和要求,在绘图中思考如何利用正投影的线条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出器物的基本特征和结构,让线条替器物说话,除了平时多画多练习,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另外,考古绘图教材和相关的文章需要阅读,好的考古报告的线图也需要学习和参考,在此向大家推荐值得阅读和学习的考古报告和论著,如:《西安半坡》,张孝光先生绘制了大量的精美的工具图和遗迹复原图[20],至今未有这样高质量的报告插图了;《定陵》,也是张孝光先生绘制的[21];《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线条中规中矩,干净清晰,时隔二十余年后出版的《大汶口续集》,插图显然退步了很多[22];《侯家庄》1001号大墓,高去寻先生在辑补后记中提到,“陈仲玉先生绘图、贴图版、清理器物”[23],值得我们学习;《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插图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家全先生绘制[24],黄先生为《三星堆祭祀坑》、《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等报告作了大量插图,线条的运用非常娴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时隔三十年后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插图的线条呆板了好多[25];《晋国青铜器艺术图鉴》,李伯谦先生在序中还提到他读书时刘慧达先生告诉他们的话,不要瞧不起考古绘图,干考古离不开考古绘图,考古绘图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艺术性,李先生还高度评价了张孝光和李夏廷两位先生[26](图13  考古报告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精美插图选粹)。总体上,大陆的考古报告线图质量现在比解放初至七十年代整体上有所退步,与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出版物整体上有一定的差距,这与目前考古学专业教学不重视和学科发展的舆论导向单一有一定的关系。

 

做到考古绘图“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不仅关系到文化遗产的传承和记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确准的科学资料。整理时亲自动手,对于考古报告的编写者而言,可以对器物有更为深刻的领悟。除非工作量非常繁重,器物重复度高,才需要专职的技术人员共同作业。当然,如果用心,哪怕是专职的绘图人员,在持续不断的绘图工作中,也能出成果出人才,一生从事考古测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的张守中先生,绘制的精美插图为很多考古报告锦上添花,还通过对战国中山三器铭文的临摹,出版了《中山王厝器文字编》,传为佳话[27]。2013年杨泓先生在孙机先生《仰观集》座谈会上,特地说了孙先生著作的插图:“谈到附图,那是文物考古论文不可缺的重要内涵。机兄论文所附线图,全出他自己手绘,精确细密,成为阐述他的学术观点的重要成分,这是那些仅能靠他人绘图的‘学者’无法比拟的。严格说来只有自己绘图,才能真正保证论述的学术质量,过去老一辈考古学者都强调自己制作论文附图,宿季庚先生文章的图多系先生自绘;夏作铭先生则常是自己用铅笔仔细画好底图,然后送技术室陆式薰上墨线。苏秉琦先生的田野笔记本上,满是精准的陶器剖视图,在《考古学报》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表述菊科植物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和蔷薇科植物的覆瓦状花冠、蕾、叶、枝蔓的复杂构图的底图也是他亲绘的,别人难有他那样睿智的观察能力。孙机在传承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更是青出于蓝,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看他论文的附图,不仅有助于了解他的学术内涵,同时也是一种艺术享受”[28]。

作为记录,考古图是古代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考古绘图本身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和体现。

本文根据2012年2月应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虹所长和朔知先生之邀在安徽考古所工作站演讲的“考古绘图——规范和技艺”PPT稿写就。在此还要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在普安桥发掘和整理期间就考古绘图学术规范上的指导,感谢普安桥发掘和整理期间、中日合作良渚文化石器研究课题期间日方师友关于考古制图的心得和交流。

[1] 张忠培:《回忆在山西的考古往事》,《中国文物报》20112年7月11日。

[2] 李淼:《关于考古绘图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李淼等:《浅谈完全正交摄影在考古绘图中的应用》,《考古》2007年第11期;张蕾、刘建国:《数字影像纠正与考古绘图》,《考古》2009年第7期。其他可以参考的文章:陈宇、吕溯:《文物电脑绘图初探》,《东方博物》第二十二辑;韦荃、贺晓东:《利用CoreDRAW软件绘制考古器物图》,《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黄文新:《AutoCAD在考古绘图中的应用》,《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廖炜:《借助绘图软件进行藏品绘图》,《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12日;周真、陈彦堂:《计算机辅助器物绘图方法探索》,《中原文物》2011年第1期;贺存定:《石器绘图方法初探》,《中国文物报》2011年8月19日等。

[3] 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与技术”最终成果介绍》,中国考古网2011-11-16,http://www.kaogu.cn/html/cn/zhongdaketi/2013/1025/31392.html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手册》“考古绘图”,文物出版社1982年;马鸿藻:《考古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宿白先生在序中提出体例、用词要统一,考古调查地上部分要增补;马鸿藻:《考古器物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马鸿藻:《田野考古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均严文明先生序。

[5] 野外遗迹测绘中,测点可以利用钉子,中轴利用棉线,测距利用直尺和垂球。对于复杂堆积,可以用铝合金制作不同规格的10×10厘米线框,也可以直接用牙签在需要测绘的对象上打10×10厘米网格。在使用CorelDRAW软件时,如果器物有多层次叠压,需要注意其中的误差。

[6] 感谢金泽大学小柳美树先生提供相关资讯,“mako”(真弧)工具网页参见:http://www.land-art.co.jp/cgi-bin/goods_search.cgi?CATEGORY_CD=020010&SORT_KIND=2;http://www.tasuki-japan.com/archives/products/%E7%9C%9F%E5%BC%A7%E3%80%80%EF%BD%8D%EF%BC%8D%EF%BC%92。

[7] 严文明:《序》。参见马鸿藻:《考古器物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页2、马鸿藻:《田野考古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页2。

[8] 打制石器的打击点、破裂面和疤痕的绘制,需要有一定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基础,本人并不擅长。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10] 陈红冰:《谈三足器的画法》,《考古》1990年第10期。

[11]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文物》2002年第10期。

[12] 邵国田:《桃李不言自成蹊——苏秉琦先生与敖汉旗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国考古学会、朝阳市人民政府编:《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页95。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三辑,长征出版社1997年;王海明:《九千年前的远古文化——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 牟永抗:《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余杭文管会等编:《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曹锦炎、方向明:《浙江地区史前刻画符号概述》,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

[16]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研究》(杨美莉翻译),(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77年,页227。

[17]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市文物馆:《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18] 余杭博物馆:《物华天宝》,西泠印社2013年。

[1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小兜里》(待刊)。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

[22]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23] 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

[25]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26] 李夏廷、李劭轩:《晋国青铜器艺术图鉴》,文物出版社2009年。

[27] 张守中:《报告插图的画法和使用》,《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张守中:《考古测绘生涯记略》,《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1日第四版。

[28]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记孙机先生新作〈仰观集〉出版座谈会》,《中国文物报》2013年5月3日第四版。

发布日期:2015-7-20 12:3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