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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的“正负”面形象

华裔网作者:星宇

驴属马科,“似马长耳”(《说文解字》)。孔夫子曾说过,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但驴字不见于《诗三百》,而且也不见于先秦其他典籍。这倒不是因为先秦时还没有驴这种动物,而是由于它出产于塞外西域,当时还没有输人中原,自然也就不能为人们所认识。照顾炎武的看法,驴进人中原,是战国后期的事,“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原之用。”(《日知录》卷二九)而驴字的产生,段玉裁认为是秦人所造。(参见《说文解字注》)验之史籍,当无大误,汉初贾谊的作品已使用驴字:“腾驾罢牛,骖蹇驴矣。骥垂两耳,服盐车兮。”(《吊屈原赋》)

据记载,驴在汉代确曾风光了那么一阵子。武帝之时,它被视为“奇畜”,放养在皇帝的花园—— 上林苑。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对此有过如实的记述。东汉灵帝时,驴更成为王公贵族的宠物,价与马齐,并出现互相侵夺的现象,令现代人惊讶不已。难道当时人们在驴身上发现了什么奇异的灵性或不同寻常的价值吗?不是。原来灵帝感到宫中生活腻烦,想寻找刺激,便别出心裁,挑选四匹白驴拉车,亲自操辔,在宫中西园驰驱周旋,“以为大乐”(《后汉书·五行志一》)。皇帝爱驴,臣子仿效,如此以来,朝廷上下掀起一股“驴热”,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这与柳宗元《三戒》里被运到贵州去的那头驴子的遭遇,真是判若云泥!

驴马虽属同科,但驴却没有马的英姿、力量、速度和灵性,因而在传统的文化意识积淀中,它往往作为马的对立面出现,成为比愚、比恶、比丑之物。上引贾谊的《吊屈原赋》中,已经驴马对举,喻指朝廷政治黑暗、贤愚易位。这一观点在稍后的东方朔、王褒、扬雄的作品中被反复渲染,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所以,灵帝的驾驴为乐,被认为是“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后汉书·五行志一》)。南北朝时,驴字被涂抹上强烈的憎恶色彩,和人的某些恶劣品性联系在一起。刘宋时东海王{韦志性凡劣,号为“驴王”(《宋书·始安王休仁传》)。北魏咸阳王坦品性狠劣,当时亦有“驴王”之号。(参见《北史·北魏咸阳王坦传》)到了宋人以后的小说戏曲,受市井习俗的沾染,以驴嘲人、骂人,更是花样翻新,不一而足,如人的脸长,被称为“驴脸”,刺耳的不谐音,被称为“驴叫”,为人执拗倔强被斥为“驴性”,和尚被骂为“秃驴”,还有“村驴”、“笨驴”、“蠢驴”……不难看出,在这些以驴为系的“词场”中,实际上驴字已具有某种符号化的意味。设或有人能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此加以研究,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自然,对驴的喜欢与讨厌、丑化与歌颂,是人们感情取向不同的结果,与驴本身并无多大的关系。就说驴的呜叫吧,你尽可以讨厌它,捂着耳朵不去听它,甚至用“驴叫”贬斥那种不谐音,用“叫驴”嘲骂那发出不谐音的人,但在历史上,驴叫确曾被人喜欢过,甚至成为吊丧送葬的特有仪式:

《后汉书·逸民列传·戴良》:良少诞节。母熹驴呜,良常学之以娱乐焉。

《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王粲)好驴呜。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日:“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日:“卿常好作驴呜,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日:“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把上述三条资料放在汉末魏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是很难得其确解的。梁代刘孝标曾在王粲条后注说:“按戴叔鸾(戴良字叔鸾)母好驴鸣,叔鸾为驴呜以说()其母。人之所好,傥亦同之。”余嘉锡先生就不满意这种嗜好所同的解释,进一步指出:“此可见一代风气,有开必先。虽一驴鸣之微.而魏晋名土之嗜好,亦袭自后汉也。况名教礼法,大于此者乎!(《世说新语笺疏》)也就是说,令后人心荡神摇的魏晋风度,特别是其任诞之风,实应溯源于东汉后期(参见余英时《土与中国文化》第六篇“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这才把握住了戴与王驴鸣之间的真正历史联系。至于临丧驴鸣这种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举动,不外是魏晋任诞之风下的产物。在当时,名土之与知己之死,自然有着“匠石废斤于郢人、伯牙绝琴于子期”这种知音难遇的悲痛,那么选择死者生前的喜好之物为其送行,在他们看来才是真正的知己之举。驴鸣送葬,于常礼有悖,然而名士之所以为名士,就在于他们的敢于循情背礼,率性而作。正因为如此,孙子荆对那些俗土的发笑,不免愤然斥之了。

除了帝王和名士外,驴还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人骑驴,以唐代为最。大诗人李白有过华阴县骑驴的经历,杜甫也有“骑驴三十载”(《奉赠韦左丞丈》)的自白,后来便流传有他们二人的骑驴图。另像诗坛怪杰李贺骑驴觅诗呕心沥血、贾岛骑驴赋诗冲撞韩愈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如此以来,驴仿佛成了诗人特有的坐骑,以至宋代大诗人陆游骑驴入蜀,在潆潆细雨中,还要问一下自己:“此身合是诗人未?(《剑门道中遇微雨》)

诗人和驴的这种结缘,实际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以驴代步,劣于马而胜于无,这本身就是唐代那些诗人未发迹之时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映。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马是与英雄、权贵,甚至是富商豪绅、纨绔子弟联系在一起的。而诗人多穷,就只能转而求其次,骑驴便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了。杜甫在述说自己“骑驴三十载”的同时,不也记录下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痛苦回忆吗?另据记载,唐咸通年间,因为进土车服僭差,朝廷便下令不许他们乘车,“皆跨两耳,时嘲之日:‘今年敕下尽骑驴。”’(转引自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进士尚如此,更何况有些诗人连这“龙门”还未能跃上去呢!

另一方面,驴作为诗人的坐骑,似乎又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条件。驴性拙步缓,骑着它或行于山间小路,或走在市井闹市,风情民俗尽人诗人眼底。即使那伴随着“的的”的驴蹄声所产生的特有节奏,与诗人推敲诗句时所需要的创作心境,都存在着某种契合性。如此看来,李贺、贾岛的骑驴赋诗,就不应仅仅视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而郑荣“诗思在驴子上”的名言,也更不能看作是他故弄玄虚了。也许,诗人骑在驴背上吟诗的那种或潦倒或迂腐的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明乎此,我们自然会理解沈德潜何以贬低《中州集》,却把其中“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驼我画图间”视为难得的“好句”了。(参见《说诗啐语》)

关于驴的话我们还可以说许多许多,不如就此打住,这里节录南北朝时袁淑的《驴山公九锡文》作为结束。因为袁文除了它的俳谐成份外,简直称得起一篇地道的赋驴、赞驴的妙文。而驴供人骑乘或役使,功不可没,恐怕也该在人们心目中保留一个“正面”形象。

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呜上党,慷慨应邗,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斯实尔之功也。音随时兴,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协漏刻,应更长呜,豪分不忒,虽挈壶著称,未足比德,斯复尔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犹忆天时,用不废声,斯又尔之明也。青脊隆身,长颊广额,修尾后垂,巨耳双磔,斯又尔之形也。嘉麦既熟,实须精面,负磨回衡,迅若转电,惠我众庶,神祗获荐,斯又尔之能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四四)

发布日期:2014-11-27 9:27:06